舊文新讀：從普羅文物博弈到城市空間的博弈

澳門日報
2007-01-08

從普羅文物博弈到城市空間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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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下環街市和藍屋仔、香港的天星碼頭鐘樓，還有北京的四合院，有什麼共通之處?

答案是：它們都是普羅百姓最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集體回憶的空間，也有相似的命運，就是已經被拆、正在被拆，或是即將被拆，姑且稱之為“普羅文物”。

那麼，澳門的大砲台、大三巴，和香港的舊三軍司令官邸、北京的故宮，又有什麼相類似?

答案是：它們記錄的都是統治者的歷史，都是澳葡殖民政府、港英殖民政府和滿朝皇室曾經耀武揚威、指點江山的地方。而同樣，它們都被列入法定保護文物，將永遠矗立。

為什麼承載老百姓集體記憶的普羅文物那麼隨意被丟棄，為什麼記錄權力者或大歷史痕跡的建築又能永垂千古?港澳不是已經回歸中國大陸，滿清皇室更塌下近百年了，為什麼這些前朝意義的建築仍然被歌頌?到底何謂文物，什麼該存?什麼該廢?

其實，文物存廢的博弈過程中，也是城市空間的博弈，而這種以城市空間規劃作為統治手段的歷史，根據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研究，大概始於十八世紀末。

一九八二年，傅柯與美國柏克萊大學加州分校人類學教授PaulRabinow的對談中(註1),就簡單闡述了統治者利用城市規劃進行管治的演變。他指出，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建築變成了具有政治性。因為，從那時開始，所有有關統治藝術的討論書籍中，都加入了討論城市規劃、公共設施、衛生以及私人建築的章節。根據傅柯的研究，這些內容並沒有出現在十六世紀統治藝術的討論中。早在一九六七年，傅柯當時在突尼斯一次題目為《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註2)的演講中，已經宣告：“當代或許已經是空間的時代。”(註3)畢生致力研究“權力”的傅柯，早已經將社會關係、城市規劃看作是權力運作的一部分。

那麼，澳門城市空間的使用，更確切說，澳門建築物的存廢，又跟權力有何關係?二零零五年，澳門憑藉歷史城區登上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殿堂，那二十二幢建築物及八塊廣場(前地)不僅受到澳門法律保護，更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愛，而由它們構建出來的空間，都有相似意涵。譬如大砲台，象徵着侵略、戰爭，政治人物的權威；大三巴、主教山，象徵着天主教的權威；媽閣廟，中國宗教的權威；鄭家大屋，政治革命思想的權威……這些以權威建構起來的空間，卻被冠以“文化”之名，並成為美國學者SharonZukin指涉的“象徵經濟”(symboliceconomy註4)。所謂的“象徵經濟”，是指那種建立在遊客、傳媒、娛樂之上的經濟模式，最終，人民只成了這座城市文化的顧客，而不是構建者。普羅文物，也將隨着象徵經濟的發展而被犧牲。

下環街市為何“無價值”

去年八月，澳門政府在爭議聲中拆了仍在使用的下環街市，一份報章便以“下環街市保留無價值”作為社論的標題。人民當時要求保留街市的主要目的，還不是什麼“保護文物”的抽象層次，而是更實在的：它還能使用很多年，它的建築設計非常人性本位，譬如樓底很高，使原本五味夾陳、人頭湧湧的街市相對通爽。然而，在專業人士和政治人物眼中，它又是如此“無價值”。下環街市之所以“無價值”，看在政府官員、部分專業人士眼裡，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它距離各項權力中心都太遙遠了。如果說，以前的澳督府、議事廳和今天特首辦、立法會是政治中心，那麼，下環街市的空間意義，顯然是通過被統治者的日常行為建構的；如果說，大砲台、大三巴、玫瑰堂等歷史城區建築是文化中心，那麼，儘管下環街市的地理位置就在城區周邊，但由於榜上無名，當然就被排除在文化中心之外；如果說，新馬路、皇朝及新口岸區是跨國企業集團式的經濟中心，那麼下環街市周邊商舖的經營模式，大概仍然停留在小商舖小攤販的狀態。

下環街市不僅從空間上距離政治、文化、經濟中心都遙遠，而“街市”這個空間本身，也是一個邊緣的象徵。試想想，每天流連街市裡頭的，都是些什麼人?可能是家庭主婦，可能是傭人，又或是退休和失業人士，而在街市裡上班的肉販、菜販、魚販，他們大多數是教育程度不高和專業技能不強的人，而決定下環街市存廢的官員、專業人士，卻大多是街市的稀客，即使經常喜歡下廚露兩手的闊太，也大多會選擇地面不濕不滑，不會弄髒高跟鞋或名牌運動鞋的大型超級市場。於是，下環街市這座普羅文物，便“活該”被判為“無價值”，被拆掉、夷為平地。

藍屋仔的普羅價值

然而，空間卻非一個固定不動的“容器”，壓迫和反抗，甚至其他各種力量同時在空間裡不斷博弈。澳門人為了不當這座城市的顧客、要成為它的建構者，於是，在面對政府宣告清拆社會工作局(俗稱藍屋仔)時,便展示出罕見的力量，喊出“誰的城市”的問號。

藍屋仔跟下環街市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它們的建築年期都不過百年、沒有太大的建築特色，當然，也沒有登上歷史城區的金榜，得不到澳門文物法的保護。然而，這僅僅是權力者對於建築存廢的定義，從普羅百姓的角度，它們卻有不一樣的涵意。曾經在網上看過一篇文章，文章描述了一段有關藍屋仔的往事：一位老人家Ana，童時曾在藍屋仔領過一件遊 泳衣，儘管那是別人捐獻的二手貨，但對於當時家境清貧的她來講，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於是，她便穿着這件對於有錢人來說也許早就丟到垃圾桶的遊泳衣，進行了生命中第一次的下水禮。與普羅百姓日常行為密切關連的藍屋仔，看在決策者眼裡，也許微不足道，然而，它卻是最能撼動人心的普羅文物。

這八十年來，進出藍屋仔的都是基層居民和少數工作人員，而澳門居民到藍屋仔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接受救濟”，他們包括退休老人、失業工人，或是家庭貧困有待救助者像以上提到的老人家Ana，都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跟下環街市一樣，藍屋仔的空間意義，就是由這一大群澳門的弱勢群體構建的。在這個集體回憶裡頭，政府的決策者、專業的建築師都是缺席的，然而，他們卻擁有決定清掉普羅百姓集體回憶的權力，諷刺吧!

公民力量在城市空間的博弈

然而，空間是統治者實行管治的場所，但同時也是人民抗爭的場所。在澳門普羅百姓強烈呼籲之下，特區政府總算願意聽聽民間的聲音，暫時擱置清拆藍屋仔。這裡頭不僅意味着承載普羅百姓的歷史的建築開始在這座城市爭得一口氣，更重要的是，這或許是改變澳門城市空間規劃的關鍵。就像法國學者亨利·列斐伏爾(HenriLefebvre,1901-1991)在他那艱澀難懂的著作《空間的生產》(註5)中對空間的詮釋。他認為，“社會空間(L＇EspaceSocial)是過去行為的結果，在社會空間裡某些行為發生了，並同時禁止其他一些行為。”如果，藍屋仔最終真的能被保留下來，那麼，澳門公民的力量在城市空間的博弈中，已經攻侵部分的空間，而其他與之博弈的力量，包括傳統政治力、大歷史的觀念、商業資本、消費主義……將暫時在這空間裡收縮。然而，列斐伏爾也指出，空間將產生不斷的再生產過程，不斷成為不同力量對抗的場所。藍屋仔的故事，下環街市的故事，在普羅文物的博弈中、澳門城市空間的博弈中，將不斷上演。

註1“Space,Knowledge,andPower：interviewofMichelFoucault”，Skyline,March,1982，pp.16-20

註2“DesEspacesAutres”，MichelFoucault,Ditsetcrits1984，此文於傅柯1984年6月去世後正式出版

註3法語原文：“L＇poqueactuelleseraitpeut-êtrepluttl＇poquedel＇espace.”

註4SharonZukin,TheCulturesofCities，OxfordandCambridge,MA:Blackwell,1995

註5HenriLefebvre,LaProductiondel＇Espace,An-thropos,1974

(作者為澳門人，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明研究中心碩士，現任香港《亞洲週刊》編輯。) 謝曉陽